央广网北京8月6日消息“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在今年4月28日和7月30日召开的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上述工作均被提及，而在提法上的细微变化则直观反应了各项工作的动态进程和阶段性任务目标。
“六张网”中的“三网协同”路径清晰
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7月31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蒋毅在介绍“六张网”建设时，专门以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协同”为例，将算力网定位为指挥电网智能化调度的“大脑”，新型电网定位为“稳定清洁的电力供应”，通信网定位为信息传输的“高速公路”。
如何理解“三网协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凯丞在接受央广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三网协同”主要体现在协同运行、资源配置、产业赋能三个方面。在协同运行层面。通信网解决数据和指令的流动问题，算力网解决模型训练、推理和行业服务问题，电力网解决能源安全、绿色供给和成本约束问题。算力网的运转需要服务器24小时不断电，离不开新型电网的稳定供电。新型电网的智能调度也需要通信网和算力网实时传输数据、快速计算能力。
在资源配置层面。新一代通信网涵盖5G-A、6G、卫星互联网等，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当前，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八大枢纽互联互通，时延降至20毫秒以内，为算力资源配置提供了高效的传输通道，使西部算力能够低成本、低时延地服务东部需求。
在产业赋能层面。三张网共同构成智能经济新一代通信网的数字底座，打通数据、算力、能源等关键生产要素的流通壁垒，最终实现1+1+1>3的系统效应，为工业制造、城市治理、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各类场景提供一体化支撑。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
面对如此投资规模，“算电协同”亟需打通哪些“堵点”？张凯丞认为，一是硬件互联互通层面存在物理接口与协议栈的双重壁垒。算力中心内部网络与电力调度系统之间缺乏统一的物理接口标准和数据交互协议。算力设施与电网设备在物理层难以直接对接。二是规则标准衔接层面存在跨行业标准体系“两张皮”的问题。算力行业与电力行业各自拥有独立的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和运维体系，尚未形成统一衔接的跨行业标准。三是市场准入层面存在规则设计与新型用电主体不匹配的制度性障碍。许多地方的电力市场规则仍是按传统工厂设计的，尚未匹配数据中心这种新型用电大户。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巩固实体经济基本盘
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次会议分别侧重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和“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告诉记者，今年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表述一脉相承、层层递进，体现出中央立足全年经济恢复态势，对实体经济根基、产业升级路径的精准把控。
朱克力认为，4月会议锚定经济复苏关键阶段，着重强调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核心是守住实体经济基本盘，避免经济发展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
“7月会议在守牢基本盘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部署，新增强化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持、推进智能经济发展等内容，意味着产业发展重心，已经从单纯稳住规模数量，转向夯实底层技术、优化发展质量的新阶段。”朱克力指出，“反复强调基础研究长期投入，正是针对我国产业长期存在的底层技术薄弱、核心环节受制于人、创新转化不稳等深层次问题，不再追求短期产业热度，而是立足长远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根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6月，制造业利润增长20.1%，较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
在朱克力看来，整体来看，两次会议的延续部署，清晰明确了下一步产业布局逻辑，始终坚持以制造业为主体、以基础创新为支撑、以智能升级为动能，实现稳规模、强根基、促转型的有机统一，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划定了稳定清晰的长期方向。
人工智能治理新增“体系”一词有何深意
另一处表述上的变化体现在一词之差。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从“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到“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体系”一词对人工智能治理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朱克力认为，一词增补体现出人工智能治理从碎片化整改迈向系统化、常态化、全周期治理的重大升级，治理思路更加成熟、更加适配产业快速发展的现实节奏。
“此前的治理思路，更多是问题导向的查漏补缺，针对行业暴露的内容风险、算法乱象、合规漏洞开展专项整治，属于被动式、单点式的监管修补，覆盖范围相对零散，部门协同和制度衔接也存在短板。新增‘体系’二字后，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治理转向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溯源的全生命周期治理模式，构建起权责清晰、多部门协同、标准统一、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完整治理框架。”朱克力补充道。
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院长张凌寒也告诉记者，增加“体系”一词，强调人工智能治理正在从单点规则、专项治理，走向更加系统化、协同化和可持续的制度建设。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已经由全面部署、加快应用，进一步进入纵深推进和制度配套阶段。”张凌寒指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一方面制度要体系化，要推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技术标准、伦理规范、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治理相互衔接。另一方面，治理工具箱要体系化，要建立从风险识别、分类分级、测试评估，到监测预警、事件处置和责任追究的闭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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